“有人收购山莲花。”
“台湾人!”
“来了直接到南坑去。”
“要大叶的,小叶的不要。”
“好几块一斤呢。”
山区县就这么狭小,一些能赚钱的小道消息在人们口中总是传播得很快。山区人管兰花叫“山莲花”,墨兰叫“宽叶的”,四季兰、寒兰叫“细叶的”。
父亲自抗美援越战后退伍,安排在县合成氨厂后,二十多年都是在烧锅炉岗位没换过,敦厚朴实的性格没能让他在工作上得到升迁,却让他和周边农民打成一片,冬季挖笋,夏季捕刺棘蛙,工厂四周的山都踩得烂熟。
种植芦柑的农户在80年代很风光,很多都成了万元户。父亲和当教师的母亲坐不住了,光靠他们两个的工资,要培养三个孩子和赡养一个老人,日子是过得苦涩了点,两人一合计,在工厂附近跟农民租了块地,种上200多棵芦柑。工厂离县城有十几公里,种上芦柑后,父亲就忙着果园的事,很少回家了。
一次放学买了兰花回家,父亲回来看到了,问
“哪里来的”
“买的”
“多少钱”
“一块”
“浪费,我们家桔子园旁边山就有”
打那以后,我就缠着父亲让他带我去采兰花,还将流传的小道消息郑重跟他说,特意加重了兰花能卖钱的重要性。
等了数个月,天气已经转冷,冬季桔子园要深翻扩穴,父亲忙不过来,让我星期天帮他干活,活干完就带我去挖兰花。正值对读书厌烦无比,想买兰花兜里又没钱,满口答应父亲的要求。
星期天如约到父亲的宿舍,父亲早早就在那边等了,递给我一把锄头,他挑了一担的鸡粪就往桔子园去。
上桔子园的路是近路,是父亲顺着山势开的一条小路。走过一段收割了的水稻田,就到了上山的路。南方的气候湿润,冬天也比较暖和,森林还是和往常一样郁郁葱葱,许多不知名的鸟不停地叫,如交响乐般各种各样声音都有,最有趣的还是那种“王兆国 王兆国”的叫声,那可是当时中央领导的名字,不时蹲下抹掉沾在裤上的草籽,很快桔子园就到了。
毛手毛脚帮父亲干了一些杂活,父亲喊吃午饭。就着山泉水,吃完带来的馒头,父亲站起来,把腰间的柴刀架解下来让我戴上,原来是山里人有种说法:柴刀架在山上有辟邪的作用。
父亲从桔子园下面的石头洞里,拿出一把鹤嘴锄,带着我走进旁边的竹林。在一棵皮色斑斓的高大野橄榄树下,父亲停下脚步,
“这里下坡竹林就有兰花,你自己去找,我去那边挖点冬笋回去,想回去就‘呼’一下”。
山里长大的人都懂得,上山是不能叫名字的,只能高声“呼”,叫了名字,“蒙魂”会找上门来。“蒙魂”是山区人谈之色变的邪物,有很多恐怖的传说。现在想来应该是“瘴气”之类的东东吧。
我答应一声,按耐不住对寻找兰花的渴望,急匆匆就下坡去找,下坡的路坎坎坷坷,时高时低,刀架在屁股后面拍得生疼,竹林里面稀稀拉拉地生长着低矮的灌木和不知名草本,到处都是挖冬笋的痕迹,我如猎犬一般猫着腰,仔细寻找,果然在一堆挖冬笋翻开的新土下看到一棵斜倒的兰花,欢呼着扑过去,兰花的叶子已经被挖笋人踩得破烂不堪。很快,一棵又一棵,带来的蛇皮袋子已经装得差不多了,工厂三点一刻的汽笛声也响了。于是站起身来,大声“呼”。就在我还恋恋不舍四处寻找兰花的时候,父亲也带着小半袋冬笋到我身边。瞟了一眼我的成绩,说:
“够了,这些我们家院子都种不下了,剩下就让她长吧,下次才有得挖,冬笋今天带回去,让你母亲和着萝卜煮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