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校长发火,街道办主任赶紧“嘘”了一声,轻声和缓地对女校长说:“人家是捐助企业代表,单位捐款之余也只是想让员工多参与一些,多受点感染和教育,并没别的意思!”,校长听后,态度也慢慢变和缓了。随后,她低声介绍说,这已是她们学校安置的第三批人了,第二批在学校呆了两个晚上才送走,还好都平平安安的。这么多人在学校,吃饭还算好,住宿那就只能凑活了。铁路秩序大乱,何时发车根本没准,那些旅客在寒冷无奈中煎熬,情绪很敏感、焦躁,有些人根本就听不去好心的劝告。上一批时,街道组织了慰问演出,不想反而差点出事,他们哪有心思欣赏节目,部分人反反复复地吵闹着要去火车站。眼下这一批,已经在这里呆了22个小时,昨天中国电信免费派送每人一张10元的电话卡,一次就派了2200张,熬了那么久,人们的弦早已经绷得很紧了。
还在我们说话期间,我们发现身边慢慢围拢过一些穿着厚实的年轻人,他们似乎想从我们这打听到什么。也就在此时,门外一阵嚷嚷,原来在我们的再三催促下,离此还不远的服装公司舍弃了汽车,呼哧带喘地推着破平板车穿街走巷把第一批棉衣送到了。门口一阵骚动,我们赶紧按照约定,七手八脚地把几大编织袋衣服送到了仓库。当三批衣物全部送到的时候,学校门口已三人一伙、五人一群地站满了人,有人高喊着:“我们有钱!我们不缺衣服!我们只要求回家!”显然,当他们听到迟点还有不少棉被送到学校大为不解,大叫着不愿再多呆一晚了,部分人真的冲出校门走了。离开仓库门口时,我看到了人群中有一个似乎仅仅穿着一件夹克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地望着这边,我才一犹豫,旁边的工作人员就对他说:“别急,先回教室去吧,迟点我们会发的!”
再回到校门口,已是5点半了,校门外一辆面包车嘎然停下,车上同事们陆续下车,显然他们对门口越聚越多的人们还挺兴奋。寒暄中,我们的员工似乎也发现气氛不对。在其他人还在观望的时候,女校长悄悄地拉了我一把,让我赶快带着同事悄悄地分散着去学校的会议室。原来,在那里,她从旅客中找来了母子二人,我们可以在那里象征性地把衣物捐献出去了。
由于棉被还没有到,送走其他同事后,我继续留了下来,而这时仅五六米宽的校门口早已密密麻麻地聚集了几百旅客。部分人咆哮着,要求被围在中心的火车站派来的年轻的住校女代表(此时与其叫她“售票员”,还不如叫“退票员”)交待那趟将带他们去襄樊的火车到底在哪儿,告诉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乘车。突然,从变成了临时应变指挥中心的传达室中冲出了两位,其中一位是街道办书记,他俩高声地对大家叫着“别吵了,快回去吧,火车站七点半来车接你们!”
无助的“退票员”成功突围出来了,我还没回过神来,却发现学校仿佛一下亮堂了很多,更多的人蜂拥而来,纷纷挤向校门,原先好像还有序的队伍转瞬就变得杂乱无章,就连早先根本不见踪影的老人和很多还穿着单衣的也有几个挤到我的身边。个别人打着唿哨,人墙前后涌动着、窄窄的校门前的几个警察看来已经没法控制局势。女售票员并没有从她的上司那里得到派车的确实消息。看情形不对,恐怕自己停在校门口的车成为障碍甚至打砸对象,那个前来检查临时安置点消防的小警察偷偷地溜了出去,我也赶紧让已经接上头的棉被销售商家代表通知她的司机把车停远点,千万别靠近学校。旅客的情绪似乎已经十分亢奋,好心无意谎报军情的期限到来时,蓄势已久的人如决堤的洪水,如果没车来会怎样,有车又怎样?

穿上棉衣笑逐颜开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