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紫砂壶越来越受欢迎，价格也逐步走高，然而紫砂起源于何时一直是个谜，有人说宋代，有人说明代，然而最近在宜兴蜀山的考古发现则有力地论证了宜兴紫砂的源头是明代晚期。 
    4日，记者在考古队领队杭涛的带领下，沿着蜿蜒的小路冒雨登上位于宜兴丁蜀镇的蜀山，脚下满眼是细小的碎陶片，以至于鞋底都没沾什么泥巴。杭涛说，蜀山是清代紫砂和均窑的生产中心，他们发现的20多座古窑址从明代一直延续到民国。 山下是一条古街，当年街上尽是店铺，卖出的陶器就从古街前的蠡河入太湖运往全国。一般窑址附近会有作坊，但蜀山却是例外，由此推断，当时作陶与烧窑是分开的，这种社会分工也印证了明代中叶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的历史。烧出的残次品就堆在窑址附近，山上隆起的部分就是废陶器堆起来的，而凹下去的，往往就是窑址所在之处。 
    将宜兴紫砂起源指向明晚期的，有两处重要遗址。记者首先看到的是一处龙窑遗址。龙窑是江南地区常用窑炉，顺山势而建，前低后高，一般长三、四十米，因窑身细长得名。此次发掘的是龙窑的尾段，长9米，宽1.6米，还保留着拱形窑顶坍塌的痕迹。残窑的地面和侧壁覆盖了一层像白釉的物质，考古人员解释说，这是燃烧松枝时飞溅的松脂留下的痕迹。窑壁原本用泥坯堆成，因为长期烧窑，泥坯已被烧成了红砖。窑身左侧有一个窑门，窑门外有两层平台，用来堆放燃料和摆放紫砂器。在窑的后方，堆积了七、八米高的陶器残片，地面上也散落着红、黑等颜色的壶嘴、壶把、壶盖以及花盆、灯台等陶瓷残片。在窑址东北方发现了明代堆积物，从青花瓷和铜钱等物品都显示这里是一片纯粹的明代遗迹。而另一处废弃堆积层已经开挖了十二米深，仍未见底，考古人员在坑底工作时都要戴安全帽以防掉落物伤人。目前他们已经在此发现了明代晚期的堆积，因此推测附近应该有明代龙窑旧址。 
    早在30年前，同在宜兴丁蜀镇的羊角山曾进行过考古发掘，然而那些被认为是宋代的紫砂陶片，从造型和工艺上都和宋代茶瓶相差甚远，而与此次发掘的明代晚期紫砂器相吻合。杭涛说，明代壶嘴和壶把的制作，都是将壶身穿洞，将嘴和把伸进壶体，称为“铆接法”，而清代以后则采用粘接法，直接粘在壶体外侧。“铆接法”是明代紫砂陶艺的重要工艺特点。40年前，南京在明代司礼太监吴经墓（嘉靖12年，1533年）中出土了一把提梁紫砂壶，被认为是明晚期紫砂壶的标准器，这把提梁壶的泥料质地、烧成工艺和火候、制作技法上都与羊角山及此次蜀山明晚期陶器制作工艺相同，因此羊角山紫砂残片历史不应上溯至宋代。另一个证据是，金坛金沙广场修建时曾发掘过一口古井，里面出土了几把提梁壶和十几个烧水茶罐，其形态和工艺也与蜀山明晚期陶器相同，井中瓷片最早至正德，最晚至崇祯，因此也进一步验证蜀山紫砂残片的历史为明代晚期。 
    另外，紫砂壶的出现是随着饮茶方式的改变而出现的，唐代喝煮茶，宋代喝团茶，直到朱元璋，才因为体恤民力废团茶改贡叶茶，这才有了流传到如今的泡茶方式。泡茶普及，才有紫砂壶的兴起。最早记载紫砂壶的《阳羡茗壶系》（1640年）中说：“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从这本书之后，宜兴紫砂壶大量出现在史料上。这也进一步佐证了宜兴紫砂的历史不早于明晚期。 
    在考古队住地，记者看到很多有意思的文物，有一个灯具内模上刻着“甬东郡”三个字，与史书“陶者，甬东人，非土著也”的记载吻合，意思是陶工来自现在的宁波，不是宜兴当地人。一片残陶片上印着“荆溪惠逸公制”，惠逸公是雍正时期的制壶高手，他的款还是首次发现。而另一个壶底则印着“大彬”两个字，杭涛说，这明显是造假，因为明代是刻款，直接刻上名字，而清代是印款，用印章印上去。此次发掘还首次出土了明末清初煮水用的穿心铫，形状与普通水壶相似，但壶底却像一只羊角斜穿而过，从壶侧穿出，这样一个中空的管道增加了壶体受热面积，使水能够更快煮沸。 
    杭涛表示，宜兴历史上烧制紫砂的只有羊角山和蜀山两处，此次考古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研究宜兴紫砂的演变流程和分期断代，改变紫砂鉴定全凭经验，而没有考古学标尺的现状，这对于建立紫砂的学术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杭涛表示，宜兴历史上烧制紫砂的只有羊角山和蜀山两处，此次考古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研究宜兴紫砂的演变流程和分期断代，改变紫砂鉴定全凭经验，而没有考古学标尺的现状，这对于建立紫砂的学术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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